张宗昌兴败纪略
王翰鸣 撰写
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，我给张宗昌当过参谋长，还做过第十一军的军长。一九二二年那会儿，冯玉祥把河南的督军赵倜给赶跑了，我就跑到奉天去了，因为那边朋友和同学多，觉得以后机会能多点。刚到那儿，我在郭松龄管的讲武堂当中校教官，没多久就去找我在陆军大学第四期时的同学许琨（他字星门），那时候许琨是张宗昌手下的团长，而张宗昌呢，是吉林的第三旅旅长，还兼着绥宁镇守使的职位。多亏了许琨的关系，我才能进张宗昌的司令部当中校参谋，也是在那时候我才认识了张宗昌。跟他相处了好几年，我对他也有一些了解，下面就把我知道的说一说，给大家参考参考。
张宗昌投奔了奉系军阀那边
一九一七年，张宗昌带着暂编陆军第一师的师长头衔，跟着张怀芝，说是路过江西去支援湖南。但张怀芝在湖南打了败仗，张宗昌的部队在赣南也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的弟弟陈光逵给打败了。他只好一个人跑到北京，去陆军部结算军饷，拿到了一大笔钱，差不多有二十多万。就在这时，他碰到了许琨，那时候许琨是曹锟漕河军官教育团的教官。没多久，曹锟作为直鲁豫巡阅使，在保定过生日。张宗昌为了巴结曹锟，就趁着他过生日，把领到的军饷全拿出来，打造了八个金闪闪的寿星雕像，送给曹锟当礼物。这八个金寿星在保定的寿堂里摆出来，真是耀眼得很，让人惊叹不已。曹锟收了礼物，本来对张宗昌印象还不错，再加上许琨在中间帮忙，就答应把直皖战争中直军缴获的枪械分一些给张宗昌，让他能组建一个师的队伍。曹锟也想拉拢张宗昌，帮他建军。但张宗昌只有枪没人，一直没去领，结果错过了机会。后来这事被吴佩孚知道了，他坚决反对。张宗昌的希望落了空，连个名义都没捞到。许琨好几次找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商量，都因为吴佩孚不答应而没办法。许琨气坏了，跟张宗昌说：“这儿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地。咱们走吧!”其实张宗昌也就只在曹锟生日那天，跟奉天的代表张学良见过一面，没什么交情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去奉天碰碰运气。所以张宗昌和许琨就到了奉天，把希望都寄托在张作霖身上了。
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大战吃了败仗后，心里憋着股气想要报仇，于是他把手下那些直皖系里失意的军人和政客都拉拢了过来，对他们很是客气。张宗昌来了之后，等了好久，张作霖才勉强给他安排了一个营的宪兵，归宪兵司令陈兴亚管，这其实只是为了安置他的手下人。张宗昌本来是个师长，现在却只能带一营人，他当然不甘心，但也只能先忍着，等待时机。没过多久，机会就真的来了。
早先时候，张作霖掌控了东三省，但他看不惯袁世凯手下孟恩远在吉林省当督军，那时孟恩远在小站练兵。他俩经常闹矛盾，关系挺僵。孟的吉林军里，最横的是他外甥高士候当旅长的那支。张作霖撤了孟的督军职位，高士候不听命令，拉上吉林的土匪头子卢永贵一起跟张作霖干架。张作霖的队伍因为在直奉战争中刚打了败仗，还没恢复过来，差点顶不住。张作霖没人可用时，想到了张宗昌，就说：“他花了我几十万，现在派他去打高士候。”于是，张宗昌带着他那一个营的宪兵去对付高士候和卢永贵。除了原有的枪，张作霖还临时给了他二百多支别烈弹枪。张宗昌到了五站，卢永贵手下的小头目都背叛了卢和高士候，转而支持张宗昌，这让张宗昌没打仗就赢了。原来，以前俄国侵略东北修中东铁路时，张宗昌小时候家里穷，跟着乡亲们逃到东北要饭，在北满修过铁路。那些土匪头目就是当年的修路工人，大多是山东掖县或黄县人，都是张宗昌的老乡，彼此都挺熟。一提张宗昌的名字，大家都欢迎他，不想跟他打。于是张宗昌把这些人都收编到自己的队伍里，选了褚玉璞、程国瑞和许琨当团长，一共编了三个团。张作霖觉得他挺有办法，就让他当了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。我就是在那时候跟张宗昌认识的。
第三旅的军饷是从奉天省发下来的，但奉天省的钱换算成银元只有八角，再用吉林的钱去换奉天省的钱，又只能换到六角。这样折来折去，军队连饭都吃不饱了。
为了自己能养活自己，从第二年起，张宗昌就在他管的地方种起了鸦片，这样一来，他的军饷问题就好多了。
一九二二年冬天，就在攻打卢永贵和高士傧那会儿，好多俄国沙皇的军队逃到了咱们中国。跑到五站的白卫军就有一万多号人，还带着大堆的枪和马。张宗昌因为会讲几句俄语，就被白卫军找上了门，想让他收留他们，把军队交给他管。结果，张宗昌到手了八千多杆步枪，五十多挺机关枪，还有十七八门七生五的大炮。白卫军的头儿还给张宗昌留了个叫米诺夫的当顾问，指挥这支白俄军的司令是捏洽叶夫。张宗昌把里头有点技术的挑出来，组成了工兵队；后来铁路上跑的铁甲车，就是这帮人弄的。听说咱们中国军队有铁甲车炮兵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
张宗昌有了枪炮后，实力涨了不少，就开始大力整顿训练，打算作为将来发达的本钱。他之前跟张作霖根本不认识，也没啥关系，后来没办法只能加入奉系。他从一营宪兵、二百把老枪开始，到接收了白俄军队的新式武器，张作霖这才不情愿地把他当成了自己这边的人。这样一来，张宗昌在奉系里总算是站稳了脚跟。
跟郭松龄大吵了一架
一九二三年秋天，奉天的陆军搞了一次演练，参加评审的有李景林、郭松龄、张学良等人。张宗昌在五个站点种了鸦片，他的部队原本是土匪招安的，虽然整顿后有些进步，但匪气还是很重。张作霖的军师杨宇霆很不满张宗昌有这样的军队，总想找机会把他给解决了。张作霖对评审委员们说：“每年花一百多万养这些人种鸦片，太不像话了。这次演练，要是他们表现不好，就直接解散算了。”所以郭松龄在这次演练中，对张宗昌的部队要求特别严。
那时候庄稼早收完了，地里只剩下一堆堆高粱根，硬邦邦地戳在地面上。偏偏演习那天下了大雪，雪深得没过了膝盖。张部的士兵在雪地里趴着，既看不见高粱根，又因为雪化后地面泥泞，演习条件特别差，结果好多人都受了伤。张宗昌看到这场面，心里头很是不爽。中场休息时，他们在野外看到有三间孤零零的房子，周围啥也没有，里头也没人住，张宗昌就和我一块儿进屋躲躲风雪。张宗昌蹲在炕上，掏出随身带的烧酒喝起来。他一边喝一边抱怨：“他妈的，这是哪个混蛋出的主意，把咱们折腾成这样。”正骂着呢，郭松龄推门进来了，听见张宗昌的抱怨，就问：“你骂谁呢？”张宗昌说：“哎呀，这只是我的口头禅，没指谁。”可郭松龄一听就火了，指着张宗昌的鼻子大骂：“我操你妈！这也是我的口头禅！”这时候张宗昌的脸由红变紫，从炕上一跃而起。我以为他要发火，说不定要掏枪打郭松龄呢。没想到他跳下炕来，立刻换了副笑脸对郭说：“郭二大爷，你操俺妈，那你就是俺的亲爹，还有啥好说的。”说完，郭松龄气呼呼地走了。
我追上郭，拽住他的衣服，劝他别急着走，想帮他们俩和好。可张却在后面扯着我的衣服，不让我拦着郭。郭离开后，张转过来对我说：“你听我说，我管他叫爸，但他真不是我爸！”
郭松龄和张宗昌吵了一架，两人心里都不痛快。等秋季军事演习结束后，这事儿被李景林知道了。李景林觉得张宗昌吃了亏，就发电报让张宗昌来沈阳，想让他和郭松龄当面和解，还请来了张学良。李景林劝他俩：“咱们是一个团队的，别自己内部先闹矛盾。咱们得团结起来，一起对付直军，尤其是得打败吴佩孚。茂辰（郭松龄的字）和效坤（张宗昌的字），你们那点小矛盾就别放心上了。”郭松龄向张宗昌道了歉，两人也都表示不好意思了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然后李景林又提议，他们四个人结拜为兄弟，于是在李景林家郑重地磕头，再次确认兄弟情谊，共同的目标是打倒吴佩孚。
就在那会儿，张学良跟张作霖汇报了秋操演习的情况，一个劲儿地夸张宗昌的第三旅，说他们战术学得好，士兵也特别能吃苦。张作霖一听张学良这么说，就觉得张宗昌把这旅人带得挺不错，于是对张宗昌特别好，简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心腹，还把他手下的军队调到了沈阳边上的东丰、西丰、西安这三个县。后来，张宗昌的吉林第三旅就改成了奉天陆军第三旅，手下有三个团：第五十五团，团长是褚玉璞；第四十四团，团长是许琨；第二十八团，团长是程国瑞。在跟直系第二次打仗前，他们又加了个炸弹团，团长是王栋。
来聊聊张宗昌和程国瑞之间的那点事儿。想当年二次革命时，张宗昌靠着冯国璋牵线，拿了袁世凯的钱，就反水了，背叛了自己的头儿，暗地里把陈其美给干掉了。那时候，张宗昌是跟着陈其美的手下，闸北司令李徽五混的，李徽五是旅长，张宗昌呢，是个团长。他指派手下营长程国瑞（人称竞武）动手杀的陈其美。这事儿好多年了，一直没查清楚，内情也没人知道。五站秋操之后，张宗昌的部队开始整顿，大家都说程国瑞那帮人纪律太差，怨言不少，连他们自己人都这么说。我也跟张宗昌提过，说程国瑞的团风气不好，影响整个旅的名声，建议他撤掉程国瑞。结果张宗昌跟我说：“别人咋说程竞武不好，咱不管。可你是参谋长，不能这么说。你得知道，程竞武跟我啥关系，我派他干掉陈其美，花了四十万大洋，一分都没给人家，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。现在他当个团长，有啥不行的？”张宗昌这么一说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程国瑞和张宗昌还有这么一段不能见光的事儿。
日本人帮忙制定的战斗方案
张作霖把东三省的军、政、经大权都抓牢后，就开始着手准备，想要洗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仗的耻辱。他一边加强军队，训练士兵，一边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。郭松龄给张作霖推荐了个日本军事顾问，叫是永忠雄，他以前是陆军大学的教官。到了1924年春天，是永忠雄想了个办法，搞了个叫“参谋旅行”的军事演习观摩团。这个团把东三省所有师旅长和参谋长都聚到了一起。要是哪个部队的军事头头来不了，也得派个军事代表来，但参谋长必须亲自到场。我代表张宗昌的第三旅参加了这个活动。
演练的路径是这样的：设想敌军（就是直系部队）从渤海湾坐着登陆船登陆，把营口当成突破口，然后一路往前冲，越过辽河，直逼沈阳，进行快速行军观察。从营口到沈阳，部队得在两天内赶到。要是情况紧急，就得马上打仗，甚至得在一天一夜内跑到沈阳。在是永忠雄的带领和指导下，参谋们要按照日本军事专家的方案来完成这个任务。这次参谋演练，就是说如果直系军队想从营口这条近路去打沈阳，奉系军队可是早有防备的。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，吴佩孚的军队只敢在山海关正面和奉军硬拼，没敢走这条路。其实，要是吴佩孚胆子大一点，派一支小部队从这条路偷袭沈阳，他还是有希望赢的。因为营口到辽河再到沈阳这条路，奉军当时没设防，一夜之间就能改变战局，让直系军队反败为胜。可惜啊，书生气十足的吴佩孚没这么做。
张宗昌在五站训练军队时，看到张作霖有日本顾问帮忙，他就也跟着搞了个顾问室，由总顾问仓谷带着一堆各种各样的日本顾问。仓谷是个日本海军上尉，从五站开始就一直跟着张宗昌。等张宗昌当上山东军务督办后，这个顾问室就扩大了，里面还分了好几个部门。第二次直奉战争快要打响的时候，有的日本顾问想给张宗昌整一支日本军队。但关东军那边不同意，说让日本军人跟白俄军队混在一起太掉价了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不过，还有个日本人为了巴结张宗昌，想当他干爹。张宗昌觉得不太合适，就让这个日本人去认他老妈当干妈，于是张老太太就给这个日本干儿子取名叫张宗援，对外就说他是张宗昌的亲兄弟（那个日本人自己也是这么说的）。
张部在奉直战争期间的战斗情况简述
一九二四年，第二次直奉大战打响。九月十五号，奉军攻打热河，很快就拿下了凌源和朝阳。十七号那天，吴佩孚在北京四照堂当上了讨逆军总司令。张作霖让奉天陆军第一师师长李景林和第三旅旅长张宗昌联手，组了个第一军，李景林当军长，张宗昌当副军长，不过他们俩还是各带各的兵，各打各的仗。第一军先去打热河，到了朝阳，热河的都统米振标早就跑了。李景林官瘾大，急着占地盘，自己就当上了热河都统，打仗的事儿也就不上心了。张宗昌的部队从热河一路打到玉麟山，离冷口不远了，直军在那儿守着，最难对付的是董政国（人称董二杠子）和彭寿莘他们的部队。张宗昌的部队负责打这儿，两边一打就是七八天，枪炮声跟开水煮沸了一样，响成一片，连单个子弹的声音都听不清。张宗昌在山前指挥，司令部设在山下。最紧张的时候，连护兵、马弁都上阵了，司令部里就剩下我这个参谋长。第八天晚上，形势危急，胜败就在一眨眼之间，张宗昌从前线打电话来，说：“你得给我派点增援啊，哪怕一个连也好。”又说：“李景林是你同学，你能不能跟他说说，让他也派点人来帮我们。”我告诉他：“你别想了，李景林一个人都不会给你。现在就算是赶车的，我都给你送上山了。你千万顶住，别动，过了今晚，明天再想办法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有个附近友军的参谋（名字给忘了）突然找来，说是蔡平本（字树德，就是后来抗日英雄丁超、李杜的上司）派他来求帮忙的。蔡平本的部队在我们后头大概七十里地的青龙县，被直军里最厉害的时全胜旅给围了好几天，粮食没了，子弹也打光了，所以才派这个参谋带着信来求救。这地方在山海关和冷口中间，离奉军的正规军也就五六十里。要是时全胜分出点人马，在张宗昌部队屁股后面放几枪，张宗昌的部队就得散架。我看这形势，比张宗昌求援那会儿还急人。我赶紧写了封秘密信件给前线的褚玉璞，让他保密，火速调五百人来，对谁都不能说干啥去，前线的事儿先让团副徐源泉（字克成）顶着。褚玉璞收到信就来了，我告诉他赶紧奔青龙县，把蔡平本救出来。褚玉璞照做了，任务完成得漂亮。第二次奉直战争，张作霖能打赢直军，关键就在这事儿上。
在这之前，褚玉璞因为没听司令部的指挥，犯了错，所以这次他特别听话。说起来，有次打仗时，张宗昌的部队快抓到时全胜了，可褚玉璞没按命令行事，结果时全胜的队伍跑了。张宗昌赶到时，时全胜司令部的东西还热乎着呢，他气得大骂褚玉璞坏了大事。后来在军事会议上，张宗昌跟大家说：“以后我说的话，你们可以不用听，但王参谋长的话和手令，一定得听。”所以这次我给褚玉璞写信，让他派人去救蔡平本，他这回听话照做了，解了蔡平本的围，也为奉军的胜利打下了基础。
褚玉璞赶去救蔡的那天下午五点，董政国和彭寿莘的部队就开始撤退了，他们是张宗昌正面的敌人。我站在司令部门口，远远看见两匹马跑过来，骑马的是褚玉璞和蔡平本，蔡平本是来道谢的。快到晚上时，张宗昌从前线的山头上下来了。蔡平本一见张宗昌，立马跪下磕头，不停地感谢。张宗昌一头雾水，问这是咋回事。蔡平本说他被敌人包围了，是张宗昌派褚团长救了他。张宗昌朝我努努嘴，意思是这是他的主意，他不知道。蔡平本拍着张宗昌的肩膀说：“老弟，你有这么好的参谋，打胜仗指日可待！我们的参谋，让他去求援，人影都没了。我回去非得毙了他不可。”我说：“老将军别这样，他也许没能回来，所以你没见到他。”蔡平本说：“明天你们的队伍到哪，我就跟到哪，所以他才没遇上。”蔡平本又说：“明天你们的队伍到哪，我就跟到哪。”从那以后，蔡平本就跟着张宗昌的部队越过长城，进了冷口，后来从天津一路打到上海，都在一起。
第二天，董政国和彭寿莘带领的敌军在张部面前全面垮了，张部紧跟着冲进了冷口，前锋部队都已经跑到滦州地界了。那晚，因为一路上打仗行军，部队乱糟糟的，虽然敌人跑了，但局势还是不太明朗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出去看了看地形，张部头领张问我：“你一宿没睡，干啥去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出去瞅瞅地形，以防不测。现在部队这么乱，敌人要是突然开枪，咱们就麻烦了。我得先瞅瞅地形，好做准备。今晚熬过去，明天咱们就能去收缴吴佩孚的武器了，到时候就发大财了！”果然，第二天吴佩孚就从滦州撤退了。等我和张部头领张到滦州时，冯玉祥的手下段其澍和熊斌（哲民）带着大堆礼物来慰劳我们，还求我们合作。他们跟我说，冯检阅使的部队正陆续撤退，前锋已经占了北京，把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给关起来了。
把直军收拢进来，壮大自己的队伍
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号，冯玉祥从古北口掉头回了北京，曹锟没办法，只好撤了吴佩孚的所有官职，还下了停战的命令，这下直系军队全乱了套。吴佩孚吃了大亏，只好丢下军队跑到天津去了，其他直系军队也都往后退，团长以上的头头脑脑们都偷偷跑了，军队里人心散了，根本没法管。大概十月底，或者更早点，张宗昌带着军队到了滦州，把吴佩孚的亲信直系军队全给收编了。这次打仗，吴佩孚说有三十万大军呢。他和张宗昌正面打的那些嫡系部队，董政国和彭寿莘带的六七万人，都让张宗昌给收编改编了。这么一来，张宗昌的部队一下子多了好几倍，达到了七八倍。
李景林在热河一听说张宗昌进了冷口，都快到滦州了，立马就追了上去。他带着队伍跑了一天一夜，急行军四百多里地，也跟着进了冷口。等李景林赶到滦州，发现张学良也从山海关那儿赶来了。张学良一看张宗昌收了这么多队伍，惊讶得不行。那时候，张宗昌的部队在滦州周围不停地收人，中下级军官全给升成了将校级，但因为新肩章来不及做，就用锡箔纸糊成黄的临时顶上。张学良笑着说：“长腿（他给张宗昌起的外号，因为他个子高腿长），你可真有两下子。升官这事儿，咱们也得赶紧跟上啊！”
张宗昌因为打仗打得好，抓了好多直军，把自己的队伍壮大了不少，这让其他奉军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特别是张学良，觉得自己带的三四方面军在吴佩孚那儿没啥大收获，跟张宗昌一比就显得逊色多了，所以心里郁闷，跟郭松龄吵了起来。这么一闹，郭松龄之前在五站校阅时看不起张宗昌的想法也变了。我对张宗昌讲：“咱们以前算是寄人篱下，现在总算是熬出头了。”张宗昌一听，也有点得意忘形了。
张宗昌和李景林一起来到天津后，李景林一见到官职就抢，这回他又把直隶省的军务督办职位给抢到手了。张宗昌呢，带着七八万大军，却没个合适的地盘，全挤在天津也不是个事儿。所以，奉天的军事头头们就想了个法子，让张宗昌去攻打直系的齐燮元，这样他就能往南走，多占点地盘，也好安排那些想当督军、省长的人。这个主意，张宗昌到天津没多久，大概不到十天吧，就收到了通知。紧接着，他就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，按照打仗时候的编制，带着手下陆陆续续往南出发了。这时候，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超过十万了。
张宗昌还没离开天津的时候，王琦就凑近他说道：“咱们得找陈光远算算江西那次他让我们交枪的旧账，抓他起来，让他交枪又交钱。”张宗昌却摆摆手说：“咱们大老爷们儿别老惦记着以前的仇，拉倒吧！这么做，别人还不得说咱们来天津是绑人的啊？”张宗昌的大度还体现在另一件事儿上。有个人叫李藻麟，字伯仁，是北京丰台的，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五期。北洋军支援湖南那会儿，张宗昌是第一师师长，驻扎在江西，李藻麟当他的参谋长，两人关系很好。张宗昌在南方吃了败仗后，李藻麟投了直系，给彭寿莘当参谋长，还在冷口跟张宗昌大战了一场。直系军失败后，张宗昌对我说：“到了天津，你想办法把李伯仁找来吧。”所以我就让褚玉璞手下的团长翟文林（后来做了山东沂州镇守使），拿着我的名片去北京找李藻麟。李藻麟一看是奉军的团长来找他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要出啥事儿。我跟他解释清楚后，他就来了天津。张宗昌立马就让他做了随军参谋长。
大军计划往南边进攻的秘密计划
这时候，李景林已经掌控了直隶，而山东则在郑士琦手上。张作霖打定主意要往南走，借路攻打别人不在话下，所以他让张宗昌带兵去打江苏。徐州那边，镇守使是陈调元，手下有一整个师的兵力。这对张宗昌来说，简直就是送上门的便宜。想当年，冯国璋当江苏省都督的时候，陈调元（人称雪轩）是冯的宪兵头头，和张宗昌关系挺好的。张宗昌这人，喜欢花钱交朋友，他和陈调元特别合得来，两人经常一起赌博，张宗昌还出钱帮陈调元娶了上海的名妓花四宝当小老婆。现在张宗昌要南下打齐燮元，有了这层关系，陈调元就找了个借口，说奉天的大军打过来了，挡不住，然后把他的军队调到砀山和丰沛那边，避开徐州，给张宗昌让路。结果，张宗昌没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徐州，一路浩浩荡荡，直追到浦口。徐州一换主人，南京的大门就敞开了。张宗昌的部队分头渡江，到了南京下关，跟齐燮元稍微交了交手，齐燮元就脚底抹油，跑了。
张宗昌带着他的十几万大军，把江苏省那些重要的城市都给占领了。毕庶澄的部队守在无锡，吴致臣的骑兵部队驻扎在常州，而褚玉璞的部队则去了宜兴。等张宗昌的军队开到常州后，就分成了两拨：一拨是张宗昌亲自带着去了上海，另一拨是褚玉璞以副军长的身份，带着两三万人，还有参谋长王翰鸣，他们从常州一路到宜兴，打算攻打浙江。现在，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和浙江的孙传芳军队面对面上了。
张宗昌在宜兴搞了个军事会议，问大家：“咱这儿俩参谋长，你们觉得该让谁上？”大家都说，咱从奉天一路打过来，打败了吴佩孚，那参谋长王翰鸣功不可没，还得是他来干。这么着，张宗昌就正式让王翰鸣当上了第一军的参谋长。后来李藻麟跟着张宗昌去了上海，做了随军参谋长。等张宗昌做了山东军务督办后，王翰鸣就成了督署的参谋长，而李藻麟呢，则变成了第一军的参谋长。
在宜兴开的军事会上，大家商量说，既然江苏已经到手，那接下来就得把浙江也拿下。浙江一占，安徽估计就不攻自破了。等这样的局面形成了，张作霖和杨宇霆别想独占这三个省的地盘，张宗昌肯定也能分到一块好处。拿定主意后，褚玉璞和王翰鸣的军队就到了宜兴，摆好阵势，就等着张宗昌一声令下，好从宜兴直接冲向杭州。所有安排都妥当了，就差上海那边的消息了，可左等右等就是没动静，让褚玉璞和王翰鸣一头雾水，在宜兴就这么卡住了。直到第二年三月，他们才接到命令撤回徐州。
一九二四年冬天，张宗昌来到了上海，故地重游，还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架子，在上海滩上天天享乐，好像乐不思蜀了。那时候，孙传芳自称五省的老大，人不在杭州，也在上海呢。他为了缓和张宗昌的攻势，通过大吴三吴光新的牵线，跑到妓院里喝酒赌钱，跟张宗昌结拜成了把兄弟，说是要化敌为友，不动刀兵了。在常州、无锡、宜兴那边等着命令的张宗昌部队，因为好久没收到消息，不知道啥情况，参谋长王翰鸣就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，给张宗昌发了三次电报请示。可张宗昌呢，不但没说要打孙传芳，还把王翰鸣的电报给孙传芳看了，说：“我的参谋长要收拾你呢。”孙传芳说：“那你告诉他一声呗。”张宗昌说：“我才不告诉他，让他自己琢磨去吧!”没多久，就宣布卢永祥当江苏省军务督办了，这是为了给杨宇霆督管江苏提前做准备。这事儿发生在一九二五年四月。
这种情况下，张宗昌打算占据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的计划眼看就要泡汤了，这让他非常生气。于是，他把准备打进浙江的军队撤回了长江以北，集中在徐州、蚌埠这些地方。他压根儿没打算帮杨宇霆保护杨保镳。这样一来，张作霖就急着要给张宗昌找块地盘。他向段祺瑞提出要郑士琦的山东地盘。那时候，段祺瑞得靠张作霖帮他维持临时执政的地位，跟冯玉祥保持平衡，所以不得不撤了郑士琦的职，让张宗昌当了山东军务督办。张作霖这么做，是想借张宗昌的武力支持杨宇霆和姜登选。到了八月，段祺瑞又任命杨宇霆和姜登选分别当了江苏和安徽的军务督办。不过，他们俩到苏皖时并没有直接带上军队，所以后来吃了败仗。
督鲁的各种表现
张宗昌要当山东督军的消息传开后，郑士琦拖拖拉拉两三个月都没给个准话，好像很舍不得现在的位子。两边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打仗，眼看就要动手了。郑士琦在山东有不小的势力，手下有原北洋第五镇改编的陆军第五师，师长是孙宗先，还有十三个混成旅。这些部队都表面上说支持郑士琦，不欢迎张宗昌。张宗昌在徐州等得不耐烦了，就派部将许琨带着两个旅，从枣庄、峄县那边悄悄进入山东，打算用武力来解决问题。
就在这时，农历四月初八，是张宗昌给他老妈过寿的日子。我已经十多天没见着他了，就借着拜寿的机会去见他。寿宴上宾客满座，其中还有从山东过来传递消息的人。张宗昌把我拉到旁边，小声说：“我已经让许星门带着两个旅的兵力开到枣庄，准备从后面给郑士琦来个措手不及。”我好奇地问张宗昌：“你不是已经被任命为山东督办了吗？”他点了点头。我接着说：“那你赶紧给许星门打个电话，让他先别动，等命令再行动。”张宗昌不解地问：“为啥？”我解释说：“咱们之前打得挺顺，一路打到了上海。但现在不能打，一打你的督办职位就没了！”他惊讶地问：“为啥会这样？”我告诉他：“郑士琦和段祺瑞是同乡，山东是皖系的一点根基。你要是一开枪，段祺瑞就有话说了。到时候段张谈判，找个不破坏地方的理由，就能把你调走，督办的位置就没了。”张宗昌又问：“那他们要是非打不可呢？”我说：“山东虽然有十三个旅，但第七混成旅的旅长胡聘三是郑士琦的心腹，他和我是同学，我知道他不想打。咱们可以想办法和平进入山东。”张宗昌听了我的话，改变了主意，把这事交给我去办，还说：“咱们得公事公办，要是人家把你给毙了，我可不管。”接着他又问我要带多少人去。我说：“不用带队伍，我一个人就行。”当时山东那边牵线的人是原来的第五镇管带，现在的郑士琦副官长陈泽普。所以我邀请了陈泽普一起去济南，还带上了工兵团团长王砥周。就在寿宴的那天夜里，我们坐上了火车，从徐州出发往北去。
车子抵达济南时，已是深夜，我们在车站旁找了家旅馆住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独自去督军公署拜访郑士琦。因为不认识，不好直接谈正事，我就拐弯抹角地说：“我刚来这儿，人生地不熟，想请督办帮个忙。我们军队刚到，怕给地方添乱，想请督办让副官处派几个副官帮我们找房子。”郑士琦问：“你们来了多少队伍？”我答：“先来了两个旅，后面部队会陆续到。”郑士琦说：“行！”然后我就回旅馆了。晚上，陈泽普来告诉我，郑士琦的专车已经发动，果然他当天晚上就走了。第二天，山东省长龚伯衡（合肥人）拿名片请我去聊聊。龚伯衡说：“郑督办走时把印交给了我，我现在把印交给参谋长。”我说：“没问题。”接着我去了督署，先换了岗哨，又把督署到车站的守卫都换成了我们工兵团的人，然后对督署的职员们说：“你们安心工作，明天张督办就来了。”办完这些，我回旅馆给张宗昌发电报，让他来济南上任。第二天，张宗昌就到了。在他来之前，我又去找龚伯衡说：“明天张督办来，应该搞个交接仪式，接个印，你提前准备一下。”龚伯衡答应照办。
张宗昌当上山东军务督办没多久，就开始为省长的人选犯愁了，他问我该怎么办。我告诉他：“这事儿简单，让龚省长主动辞职就好啦。”张宗昌说：“那得给他找个合适的理由啊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山东不是有条黄河嘛，就让他去当黄河督办吧。”然后他让我去找龚省长商量一下。我快出门的时候，他又把我叫住了，说：“别就这么直接去。”
然后我就写了张纸条，给了龚五万块钱。我去找龚，龚跟我说：“参谋长，你得帮帮我，我不敢随便就辞职。但如果真要我辞职，那我也辞。”我劝他说：“你辛苦这么多年了，休息一下也挺好。”我接着问他想不想当黄河督办，他说自己没治过河，坚决不干。接着，我把张宗昌批的条子递给龚，龚一看就说：“给我这么多钱，实在不好意思要。”推让了一番后，他还是收下了。第二天龚就辞了职，回天津去了。
张宗昌自己当上了山东军务督办，还兼任省长。可没多久，政务厅长田桂凤（扬州人，以前当过翰林）就辞职不干了。于是，张宗昌就让他的老秘书林宪祖，也就是他当团长时的书记官，来接替这个位子。但林宪祖对只当个厅长不满意，他心里想的可是省长那个位子。又过了好一阵子，林宪祖老是请假不去上班，跟张宗昌闹起了别扭。有次张宗昌在办公室用个大墨海练字，我就坐在他对面看文件。他一声不吭地写，突然一下把笔甩了，溅了我一身墨，嘴里还嘀咕：“他奶奶的，非得要，我偏不给。请假，老请假。”我这才明白他为啥不乐意了，就问他：“督办，你打算把省长给谁呀？”他没吱声，我又说：“你也不能老这么兼着呀，要是老张（指张作霖）给你派个人来，那你可就麻烦了。我觉得林稚芗（就是林宪祖）最合适，他毕竟是自己人，跟你兼着不是一样吗？你不给他，还能给谁？这么看，你就得给他。”我这么一说，张宗昌最后就发电报给北京，保举林宪祖当山东省长。至于林是怎么当上省长的，虽然我和林都在张宗昌身边好多年了，但我从没跟他聊过这事儿。
八里洼激战之时，李景林请求支援。
一九二五年，张宗昌当了山东的老大，就把他以前在五站当中校参谋的孙钵传提拔为徐州镇守使，还带着大部分军队回了山东。那年冬天，河南的国民二军岳维峻，趁着国民一军攻打直隶、威胁李景林的机会，派李纪才配合靳云鹗他们一起攻打山东，战争是从徐州打响的。张宗昌和褚玉璞亲自跑到徐州指挥，打得挺激烈。张宗昌的部队有点顶不住了，有的士兵都逃回济南了，所以济南商埠那边逃兵特别多。徐州镇守使孙钵传那一旅人也被打败了，跑到博山去了。这时候，潘复突然带着山东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夏蒲斋（就是夏莲居士）来找我，因为张宗昌上前线打仗去了，由我临时管督办的事儿。潘复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又是督署参谋长，又是代理督办，还是预备军长，一人兼三职，怎么满大街都是逃兵，像什么话。咱们组个维持会来管管地方秩序吧！”他这么说，意思就是张宗昌快不行了，我一下就觉得这里面有猫腻，可能潘复和夏蒲斋是想配合靳云鹗，用政治军事手段抢山东的权。我看出他们没安好心，就瞪着眼睛跟夏蒲斋说：“我还有权呢，能杀人！”说完，这场别扭的谈话就断了。
潘和夏离开之后，我马上派军需处长祝仞千（他是掖县祝家庄的，和张宗昌一个村子）赶到前线，把潘、夏两人的来意告诉张宗昌，并让他回济南主持大局。第二天，张宗昌回到了济南，还是和潘、夏一起玩牌喝酒，对此事避而不谈，也没问我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过了两三天，济南边上的八里洼发现了敌人的踪迹。原来是靳云鹗联合了山东有名的大土匪刘荆山做内应，靳云鹗和李纪才在外面打，刘荆山就在胶济线捣乱，他们想一下子把张宗昌赶走。所以八里洼一交火，战斗就特别激烈。张宗昌为了守住济南和他的山东地盘，豁出去了反击，两边伤亡都很惨重。最后，靳云鹗和李纪才被打得落花流水，逃出了山东；同时，徐州那边也稳定下来了，张宗昌的部队声名大噪。
张宗昌想增加士兵，就让我同时当预备军的军长，还让我负责从山东每个县招一个营的新兵，有些县真的招到了不少人。当国民二军攻打山东时，我把逃跑的士兵，不管他们原来属于哪个军哪个师，只要有人有枪就收下来，先组成一个旅，让杨秀峰（他以前是张宗昌在冯国璋那里当学生时的学生）当旅长。八里洼一战，我们打败靳、李两部后，我去博山看看新招的兵，顺便整理下军队。这期间，我两次收到张宗昌的电报，让我收缴退到博山的孙钵传的军队的武器，还要我就地把孙钵传枪毙，因为他在徐州没接到命令就自己跑了。我就让孙钵传的几百人上了火车，让杨秀峰准备好队伍，在铁路的低洼处埋伏，准备收缴他们的武器，不让他们逃跑。结果火车头摘掉后，车还在往前滑，埋伏的士兵以为孙钵传他们要跑，就开始开枪射击，枪声大作，乱打了一顿。孙钵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跑回来找我，脱下大衣给我看，上面全是弹孔，但他没受伤。我把电报给他看，他问我怎么办。我说：“要救你，只能让我派人把你送到济南，亲手交给督办，除了督办，谁也不给。你只要见到督办，亲自跟他说，肯定没事。”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宗昌的脾气，一见他，啥事儿都没了。孙钵传同意了，结果去了后真的没事。后来，我们又把济胶线的土匪刘荆山部改编了，也编成一个旅，刘荆山当旅长。其实刘荆山的人多，再加上孙钵传的几百人，勉强凑够一个旅的人数。我本来想用这三旅人补充到其他军队里，但刘荆山不同意，只同意让我带着他们。所以，这三旅人就成了后来我带领的第十一军。
我当上第十一军军长没多久，就被调到鲁南的沂县。一九二五年十二月，张之江的国民一军把李景林从天津赶了出去，李景林只好逃到济南找张宗昌帮忙。张宗昌答应帮他。他们私下商量好，等打下天津，李景林就把直隶军务督办的位子让给张宗昌，而张宗昌要支持李景林组阁，让他当国务总理。说到直隶省军务督办这个位子，张宗昌手下的人里，褚玉璞最有希望。可毕庶澄也想争这个位子，只是动作慢了，褚玉璞的命令都公布了。毕庶澄心里很不爽，从此和褚玉璞疏远了，这也为他后来被杀埋下了祸根。
张、李两人为了帮李景林打回天津，组建了直鲁联军，张宗昌当头儿，李景林是副手，他们还让褚玉璞当前线总指挥，带着军队往北走。我呢，就带着第十一军沿着津浦路往前赶，到了沧州才追上大军，加入了徐源泉的队伍。徐源泉是总指挥，我给他打下手。这时候，东交民巷那八个国家的使节，特别是日本，给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发了通知，说根据辛丑条约，不让国民一军在天津那边打仗，还轰了大沽口。第二年四月，张之江的部队撤出了京津，跑到京绥线的南口去守着了，还是跟奉军和直鲁联军对着干。直鲁联军往北京逼近，一路上没咋打大仗，就在快到北京的大红门那儿，打了一天的架，然后就进了北京城。
这时候，段祺瑞已经被冯军赶下台了。在冯军离开，直鲁联军还没到北京的空档期，北京当地的几位大佬，就是四老：王士珍、赵尔巽、江朝宗、熊希龄他们，一起搞了个维持会，来管管城里的治安。张宗昌突然下令，让我兼任京津卫戍总司令，这命令来得太突然，我都愣住了。按理说，这活儿应该是徐源泉的，怎么就给了我呢？接了这个职位，我有点头疼，后来还因为这个挨了不少骂。我本来想着等见到张宗昌，先跟他聊聊对国民军的看法，再提这事。可巧不巧，魏联珉①居然擅自用我的名义去接收维持会。维持会的大佬们说，得问问张效坤再说，就把他给拒绝了。还有啊，我手下的部分军队是从土匪改编过来的，一到热闹的京津地区，纪律就乱了套，还发生了抢劫事件，这让大佬们更加不满。后来张宗昌到北京，整天忙着交际，想见一面都难。过了两三个月，张宗昌见到我，就说：“你怎么啥都不知道啊！赶紧把你的军队开到德州、禹城、平原去驻防，好好整顿一下！”我只好带着部队离开了北京。接着，张作霖就任命于珍为京畿卫戍司令。我驻扎在禹城的时候，张宗昌从北京回济南路过，我去接他，他对我说：“你要那个维持会干啥？弄得他们叽叽喳喳的，都在说你坏话。以后有啥需要，家里有啥你拿啥，我要是留一杆枪不给你，那我都对不起你。”我说：“事情不是这样的。”话还没说完，要见他的人就挤上车了，时间也就几分钟。
直鲁军队再次挥师南下江南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成功。
一九二六年秋天到冬天那会儿，国民革命军一路往北打过去。到了十二月一日，张作霖在天津自己封自己为安国军总司令。他让直鲁联军去负责从津浦路往南的任务，所以张宗昌又开始了第二次往南进军的行动。
张宗昌接到命令后，就在济南开了个军事大会，他让各个军、师长都老老实实地数一数自己手下到底有多少枪，别瞎报数，得是一人对应一把枪的真实情况。一数之下，发现总共有十七万多把枪。打这以后，除了原先就有的十一个军，他又慢慢地把番号增加到了三十四军。
那时候，济南聚集了好多省份的旧军阀，我记得的有：广东的陈炯明，广西陆荣廷手下的大将刘志陆、马济（马济字慎堂，后来跑到山东拉队伍，被红枪会给杀了），福建的杨化昭，陕西的刘镇华等等，还有其他各省数不清的大小军阀代表。张宗昌直接管的部队有这些：第一军，军长开始是张宗昌自己，后来换成了张敬尧；第二军，军长方永昌；第三军，军长程国瑞；第四军，军长孙宗先，后来又换成顾震；第五军，军长王栋；第六军，军长褚玉璞；第七军，军长许琨；第八军，军长毕庶澄，他还兼着海军司令；第九军，军长朱泮藻；第十军，军长杜凤举；第十一军，军长王翰鸣；第十二军，军长寇英杰；第十三军，军长又是刘志陆；第十四军，军长孙殿英。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。前线的总司令是褚玉璞，参谋长是李藻麟。
大军前往江南，最要先解决的就是怎么稳住大后方。因为那里的地方军队大多都不支持孙传芳，或者态度不明确。而张宗昌带兵南下是为了帮孙传芳，他名义上说要跟国民革命军打，但其实真正的北伐军没几个人，主要都是这些立场不坚定的地方军。为了先清理掉安徽境内不支持自己的军队，张宗昌这边呢，一边派褚玉璞过江去攻打南京，一边自己亲自去合肥解决马祥斌。马祥斌的部队原本是倪嗣冲的安武军老部队，战斗力挺强，这时还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。再加上倪道烺在安徽地方上搞了不少军队，给张宗昌添了不少堵。皖北那边情况也很复杂，所以张宗昌就让第七军军长许琨临时管安徽省的军务，带着军队进了安徽，还调了王翰鸣的第十一军一起行动。
我的第十一军当时在寿州驻扎。一九二七年夏天，我们突然遭到安徽地方军的包围，在寿州城外的四顶山打了一场硬仗。因为敌人炮火太猛，我跑到颖州去找袁家骥的部队帮忙，可他们正在正阳关打仗，抽不出身，再加上连续七八天的阴雨，路太泥泞，等我还没赶回，寿州就被敌人给占了。这时候，张宗昌攻打合肥，和马祥斌打得难解难分，三个月都没攻下来。张宗昌一生气，直接跑回济南了。我丢了寿州，这事报到北京张作霖那里，他下令要军法处置我，就地正法。这事儿各军长都知道，就我自己不知道。因为在寿州被围的时候，我去颖州找袁家骥增援，路上太泥泞没法及时回去，看上去就像擅自离开阵地一样。在我没回去的时候，我住在袁的司令部，他让一个亲信的团长（腿有残疾，名字忘了）陪着我抽鸦片。这个团长还试探我，想让我带着部队回河南，他当省长，我当军务督办。我说我和张宗昌关系太好了，没法说走就走。但我在袁那儿住了这么久，肯定会让人起疑心，觉得我有别的打算。李藻麟和徐源泉就觉得我可能和袁联手，把部队带走，所以就用寿州失守当借口，要军法处置我。
张宗昌回到济南后，张敬尧临时当上了第一军的军长。那时候，寿州已经被我们攻下来了。等我回到寿州，张敬尧告诉我：“军长位置已经给了张宗辅（他原来是许琨手下第二营的营长），他还派了副官长来准备接手。不过呢，你被撤下来后，后面就没有动静了。”张敬尧又说：“你可千万别和张宗辅碰面。”他是怕张宗辅会直接把你给处置了。然后他又提议：“咱们一起去攻打六安，打下了，我就把这算作你的功劳，看能不能给你重新安排个位置。”打下六安，在回寿州的路上，第十四军的军长孙殿英派牛馨甫把我接到他司令部去住。孙殿英问我：“牛大哥去接你的时候，跟你说啥了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啥也没说。”孙殿英邀请我一块去济南，但他怕袁家骥打他，就偷偷走了。第二天我追上孙殿英，他问我袁家骥会不会打他，我说：“我来了，袁家骥当然不敢动你。”从这些情况来看，李藻麟和徐源泉在张宗昌那里说我跟袁家骥要回河南的事情，已经很清楚了。后来我见到许琨，他说：“我把张宗辅骂了一顿，问他能不能带好你的队伍（王墨庄是你的别号）。我还跟督办吵过，说如果他枪毙了失守南京的褚玉璞，我就枪毙你。”多亏了这些，我才保住了性命。
来说说张宗昌杀掉毕庶澄的事儿。直鲁联军那时候去帮孙传芳，但安徽北边敌人太难缠，根本打不散，长江北边也就不得安宁了。褚玉璞呢，在长江南边吃了败仗，主要是蒋介石用了离间和收买的招儿，这招儿可真灵。张宗昌攻打合肥没成功，灰溜溜地回了济南，心里别提多郁闷了。这时候，毕庶澄在上海也栽了跟头，退到青岛去了。
张宗昌收到了好多关于上海打仗输了的消息，说毕庶澄和蒋介石已经暗中勾结。他立刻让在徐州带兵打仗的褚玉璞回济南。张宗昌对褚玉璞说：“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，你能帮我办一下吗？”褚玉璞回答：“督办让我干啥，我就干啥。”于是，张宗昌就把毕庶澄和敌人勾结的情况告诉了褚玉璞，还给他看了截获的毕庶澄发的电报。其实啊，褚玉璞和毕庶澄关系挺好的，两人还结拜过兄弟，从五站那时候起，毕庶澄就跟褚玉璞形影不离，毕庶澄有啥要求，都是褚玉璞帮忙解决的。不过毕庶澄这人年轻时就走运，后来就变得骄傲起来。褚玉璞当上了直隶军务督办后，毕庶澄就有点嫉妒了。他们进了关以后，因为嫖娼赌博，两人有过一些矛盾，关系也就不像以前那么铁了。
褚接到任务后，就开始安排起来，他打了个长途电话给在青岛的毕庶澄，邀请毕来济南说有重要事情商量。毕庶澄答应坐晚上的火车来，说第二天早上能到。那天早上我去济南留守司令部找褚，褚跟我说：“你稍等会儿，我出去办点事，马上回来。”于是我就在那儿等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毕庶澄到站的时候，褚亲自去车站接他，两人一起回了褚的家里。在褚的家里，褚拿出了张宗昌的命令读给毕庶澄听，还列举了毕庶澄通敌的证据。那时候，毕庶澄周围已经被布置得像刑场一样，毕庶澄知道自己难逃一劫，接着就被褚的干儿子刘振邦开枪打死了。褚办完事回来跟我说：“我已经把莘舫（毕庶澄的别号）给解决了。”我吃惊地问是为什么，褚说：“这个不能说，你也别问了。”
后来才知道，张宗昌不忍心自己动手，就利用褚来杀掉毕，主要是为了试探褚对他的忠心。这事儿早就计划好了，所以行动特别快又保密，没人察觉，毕的性命也就没法救了。
直鲁军在长江南边打了败仗后，安徽那边的队伍也呆不住了，都往后面撤，一路往北跑。袁家骥这家伙，平时话不多，爱看书，心里头藏着不少坏点子，他和张敬尧（虽然是第一军的代理军长，但实际上手底下只有一团摆样子的兵）一起商量了个计策，假装向马祥斌投降。马祥斌一看直鲁军都跑了，以为袁家骥和张敬尧不会跟着张宗昌，而是要跟他联手，心里头还挺高兴，一点都没起疑心。结果，袁家骥和张敬尧把马祥斌骗到了袁的司令部，直接就把他给抓了起来，然后送到济南去向张宗昌讨赏。张宗昌因为往南走不通，只能往北撤，他心里头把火都撒在马祥斌身上，说是马祥斌挡了他的道，一生气，就把马祥斌给杀了。
袁家骥撤退时跑到了曹县，他虽然狡猾，但因为对下属太苛刻，最后被自己的护兵在汽车上给杀了。撤退时，我把第十一军的指挥权和司令部直接管的部队交给了孙殿英管，自己跟着大军回了济南。见到了褚玉璞，他跟我说：“我把褚玉斌（他弟弟）的旅和新建的两个旅交给你带，咱们再想办法组建成一个军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想再做了。”后来到了德州，和张宗昌见了个面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然后我就离开了直鲁军，到天津闲着了。
离开山东后，滦州又失守了。
在张宗昌带着直鲁军从安徽撤退之前，虽然蒋介石远在江西，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想要离间直鲁军和孙传芳军。他分别跟张宗昌手下的各军军长拉关系，套近乎。蒋介石曾派人传话，说要封我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的军长，同时也给许琨封了个军的番号。但因为张宗昌的部队撤得太急，我们没来得及接上头，所以当时我并不知情。后来，阎锡山和冯玉祥跟蒋介石开战时，我在柳河车站碰到了蒋介石，他才亲自跟我提起这事，并且再次把这个二十七军的番号给了我，让我着手组建军队。
一九二七年快结束时，北方的形势越来越紧张。那时候，山东有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像张怀芝的弟弟张怀斌（他以前当过烟台镇守使，那时郑士琦督鲁），还有在河南吃了败仗的靳云鹗，以及济南的几位大佬唐柯三、唐仰杜、夏蒲斋等，他们一起劝张宗昌成立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。他们表面上是支持张宗昌，其实想让张宗昌宣布山东独立，保护老百姓，别让地方遭殃。说白了，就是想让张宗昌跟张作霖分家。但张宗昌不干，所以他就离开了济南，把直鲁军撤回了直隶省。这时候，南京那边让陈调元当了山东省主席。张宗昌觉得陈调元不过是帮他看着山东，等以后局势对北方有利了，山东还是他的囊中之物。所以，他决定先不管山东了，跟那些地方大佬保持良好关系。
直鲁军队退到了直隶省，张宗昌虽然丢了山东的地盘，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联手的，褚玉璞又是他的手下，所以大权还是掌握在他手里，他负责指挥所有撤退的军队，让他们驻扎在京奉线关内段的滦东地区。驻在滦东的军队，都是由许琨来指挥的。许琨经常回天津来见我，跟我聊起张宗昌的困境，说了好多事情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大部分我都记不清了。就说几件重要的吧。许琨转述张宗昌的话，说他对褚玉璞他们说：“我把山东都折腾光了，现在来到你们直隶，我就是在这儿混口饭吃，挣点辛苦钱。”他说的“辛苦钱”，就是生意人常说的行话。
就是说，他自己的店铺关门了，然后就到分店去打工，就像自己给自己干活赚工钱一样，所以叫“劳金”。从张宗昌这番抱怨中，能瞧出他那时候挺落魄的。
所以，为了帮直隶省省钱，张宗昌听了总参议师岚峰（他也叫景云，以前给冯国璋当过参谋长）的主意，把直鲁军给重组了，把所有的军队编号都取消了，改成了几个梯队，这样既好指挥，又能省下各军直接管的那部分钱。有次我去找褚玉璞，他正打算出门呢，一把就把我拽上车，说要带我去大名府。我不想去，但他硬拉着我走了。那时候，褚玉璞正奉命在京汉线上帮奉军打仗呢。路上停车上厕所时，褚玉璞突然问我：“你说督办会不会杀我啊？”我说：“哪儿能呢，你别听那些瞎传的话。”我也不好多问。从上面这两件事儿就能看出来，那时候张宗昌和褚玉璞之间，是有点不和的。
一九二八年六月，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。我叮嘱许琨转告张宗昌，说张作霖走了，他应该赶紧离开东北，别犹豫，把张作霖在东三省的地盘接手过来。按那时候的情形看，张宗昌在滦东一带的兵力，完全有能力这么做。但他犹豫不决，心里乱得很，念着张作霖的恩情，下不了决心。结果他就垂头丧气地在滦州给张作霖摆了灵堂，穿上孝服，天天上香祭拜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后来，张宗昌在滦州多次求张学良，想把他的部队带回关外，可都被张学良拒绝了，最后两边还打了起来。过了好多年，日本占领华北时，我在豫东当伪道尹，碰见了伪开封绥靖主任胡毓坤，聊起了当年的事。胡毓坤说，张学良因为张宗昌的大军驻扎在滦东，想要出关找吃的，沈阳那边军饷粮食紧张，坚决不答应。但东北军和张宗昌关系特殊，不能硬来，就派了胡毓坤和于学忠去围住张宗昌，好言好语地劝他，天天跟他周旋。胡毓坤还对张宗昌说：“让你那个张骏梯队长别打了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何必呢！”原来，张骏梯是吴佩孚第三师的学兵，后来加入了许琨部，勇猛又聪明，会打仗，从连长、营长、团长一路升到旅长，到滦州时已经是梯队长了。
褚玉璞在天津时，因为手下何绍南和徐源泉投靠了蒋介石，他没办法，只好逃跑。褚玉璞这么一败，驻守在滦州的张宗昌的部队士气大受影响。紧接着，白崇禧带着北伐军到了翼东，把张宗昌给包围了。张宗昌前后受阻，没办法，只好打扮一番偷偷跑了。他先是坐小船从滦河口逃到大连，然后又去了日本，住在别府。因为他逃得匆忙，没带多少钱，到了日本后过得非常艰难，赶紧给在天津的许琨发电报求救。但许琨的钱都在他老妈那儿，要出来很麻烦，最后还是勉强给张宗昌汇了三万元应急。张宗昌曾跟别人说，许琨给他的这三万元，是他这辈子花得最心疼、也最难忘的钱。
张部的队伍在滦州被白崇禧重新整编。白崇禧先派人到天津找许琨商量，想问问他的看法。要是许琨愿意出来带这支队伍，白的改编方式就会有所不同。但许琨觉得自己已经失败，不想再重蹈覆辙，就礼貌地回绝了白崇禧的好意。最后，张宗昌的部队被白崇禧改编成了七个师，去参加另一场内战了。
魏是管军粮的头儿，他跟我手下的参谋长张鼎（别名实廷）还有秘书长郭汝份（别名晋卿）串通一气，打算去接手那个维持会。魏觉得那里面有好处可捞，想趁机占点便宜。